【明報專訊】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（下稱前海法院）早前完成由港澳調解機構參與跨境商事糾紛調解「第一案」，為大灣區跨境調解機制邁出重要一步。負責調解該案的香港調解會副主席馬嫊傃，與另一副主席盧上賜接受本報專訪均預料跨境商業糾紛日增，而比起仲裁，以調解方式處理糾紛的雙方都是贏家，而且粵港澳三地法律制度雖不同，調解卻「沒有界限」，適合在大灣區推廣。明報記者 鄭律銘

經最高人民法院批覆，今年5月廣東省高級法院印發《關於吸納港澳調解組織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特邀調解組織的試點方案》，以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和前海法院為試點，首批調解機構包括香港國際調解中心、香港調解會、香港和解中心、內地—香港聯合調解中心，其中香港國際調解中心與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合作，後三家則與前海法院合作。

與港不同 前海法院可強制執行協議

據前海法院公布資料，首宗由港澳調解機構參與的商事糾紛案已調解，涉及一名香港借款人2014年向香港一間銀行借貸2000萬元，但未如期還款，雙方根據約定管轄，今年4月到前海法院處理糾紛，案件進入訴前調解程序後由前海法院委派香港調解會調解。

負責調解該案的馬嫊傃表示，自該案後香港調解會處理了多宗前海法院轉介的案件。她指出，於前海調解的最大不同是，當跨境商事爭議雙方同意讓前海法院審理，前海法院就有管轄權。若在香港，雙方當事人達成共識後會簽署和解協議，若任何一方不依從會按毁約處理，要循訴訟追究；由前海法院管轄則多一個步驟，雙方簽署的協議要交予法院「司法確認」，如有人不遵從，擁有管轄權的法院可直接頒令強制執行，增加協議法律效力，馬形容屬「突破」。

談到調解與仲裁、訴訟的區別，盧上賜解釋，調解是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，仲裁則具「對抗性」，仲裁員會決定「誰勝誰負」，對長期做生意未必是好事：「如果是調解，雙方都是贏家，生意可以繼續做下去，大家仍是朋友，仍是生意伙伴。」他補充，調解員的責任及技巧，是協助雙方找出解決辦法，由於方案是當事人構思，他們會更願意執行，「好過法庭判決再履行命令」。

港90年代工程爭拗多 屢用調解省時省錢

盧回顧早年作為測量師及工程師曾參與香港多項大型基建，複雜建築工程多爭拗，例如承建商與業主及分判商對員工合約的理解不同、地質問題引致延誤等，易生官司，後來發現解決爭拗的律師費及行政費非常龐大，故1990年代初多項工程均有引入調解以解決爭議。盧舉例，赤鱲角機場興建時有約七成至七成半工程糾紛獲調解，只有個別需訴訟，香港的調解機制及專業其後也逐步建立。

將香港經驗放諸大灣區，盧上賜認為在大灣區推動調解有重要意義。他形容，灣區各城市商業往來日增，爭拗若每每訴諸訴訟，將消耗很多人手金錢，以調解處理則可省卻精力，將資源發揮在經濟活動，而「不會讓爭拗拖住自己行」。

料跨境調解需求增 盼吸人才定收費標準

再者，大灣區涉及3套法律制度。馬嫊傃表示，跨境訴訟很多時對於採用何地法律未必有明朗答案，調解則可打破制度界限，只要透過梳理各方利益，以「合情、合理、公平、公義」原則得出各方同意的解決方案便可。據馬及盧觀察，內地與香港跨境調解需求趨增，不少商事調解涉及香港居民與內地人，亦有部分雙方均是港人但在內地有商業合作；而用到跨境商事調解的主要涵蓋借貸合同、股權、貨品買賣等爭拗。

展望調解專業未來在大灣區普及，馬嫊傃認為需循多方面着手。就調解員的專業持續發展，馬期望日後可就跨境調解服務確立清晰收費標準，吸引更多香港人才成為認可調解員；而由前海法院委派香港調解會跟進的案件，目前調解費用由法院支付。人才方面，就香港調解會而言，馬嫊傃表示正計劃就跨境調解服務建立名單，助當事人選擇合適調解員，期望能物色有經濟案件經驗而具質素的香港認可調解員納入名單；名單亦會具透明度，列出各調解員經驗、調解案件數量等，並按經驗設分級制。她稱，名單上的調解員會交由前海法庭批核才可接案件，而名單需時制訂，將適時公布。她期望，除前海法院外，相關人才庫長遠可進一步在大灣區其他地方適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