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明報專訊】首宗針對《港區國安法》刑期分級制的上訴案昨日裁決，上訴庭3名法官認為，本地法律認可的求情因素，必須與有效懲治危害國安行為的目的一致，即使適時認罪亦不能減刑至低於最低刑期，裁定上訴人、理大學生呂世瑜維持判監5年，不可獲全數三分一的認罪刑期扣減。法律學者戴大為相信本案判決或會減低被告認罪誘因，又認為呂在認罪前不知不能減刑，判決對他不公；另一法律學者陳弘毅則認為被告不能推測量刑起點，故認罪仍「相當可能有好處」。

本案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、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審理。本案上訴人為理大學生呂世瑜（現年26歲），他涉嫌在家中藏胡椒彈氣槍及透過Telegram出售武器，早前承認《港區國安法》下的煽動分裂國家罪，被判囚5年。該罪設刑期分級制，「情節嚴重」者須處5至10年監禁。原審區院法官胡雅文判斷本案屬「情節嚴重」，以5年半為量刑起點，呂世瑜認罪原可獲三分一刑期扣減至監禁3年8個月，但受制於最低刑期，胡官改判5年，即呂的認罪扣減由22個月縮至6個月。呂不服刑期，提出上訴。

反映嚴重級別 立法原意強制設限

本案爭議國安法的最低刑期是約束最終刑罰，還是僅限制量刑起點。上訴庭認為國安法立法的首要目的，是有效防範、制止及懲治危害國安的行為，故有關求情的本地判刑法律，必須以維護國安為目的，與國安法並行，「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」，遇有不一致處，則優先採用國安法條文。

上訴庭續指出，條文列明「情節嚴重」者須處5至10年刑罰，可見法律草擬者為達至上述目的，判斷刑罰須反映案情的嚴重性，故此最低刑期屬強制性，「無論法庭因求情理由給予多少寬減，最終判刑都不可低於5年的最低刑期」。

僅國安法列明因素可減至低於下限

另一爭議點是，除國安法33條列出的3種減刑因素，即自動放棄犯罪、自動投案、揭發他人犯罪行為，法庭可否考慮被告認罪、有悔意等其他減刑因素。上訴庭認為，國安法將所有減刑因素已「盡列無遺」，條文中僅指明3項條件是「有意為之」，反映法律草擬者只認可這些減刑因素，可減至低於最低刑罰，法庭仍可考慮其他求情原因減刑，但不得減至低於最低刑罰。

官指開審後認罪不屬自動投案

上訴方曾爭論上訴人雖不是「自動投案」，但主動提供密碼供警方解鎖手機、開審前認罪，情况接近自動投案。上訴庭反駁，指第33條用字淺白、毫不含糊，「自動投案」應是被告出庭前的行為，若說審訊時認罪亦涵蓋在內，「則未免過於牽強」。

另外，上訴方曾提出上訴人的情况接近第33條的減刑因素，冀法庭酌量下調量刑起點，「以彰顯對申請人（呂世瑜）個人來說的公義」；惟上訴庭認為，此舉即要求法庭重新界定本案屬「情節輕微」，不符合一般判刑原則。判辭亦分析案情涉及貶損國安法的權威、以網上投票引起討論及宣揚分裂主義、帖文涉及售賣武器及宣揚暴力、以分裂主義為由籌款等，界定案情屬「情節嚴重」，故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
指律政司未提理據 毋須考慮內地書

判辭特別回應律政司引用內地法律書籍《刑法條文理解適用與司法實務全書》，上訴庭認為國安法是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法律，地位特殊，參閱相關內地法律協助詮釋屬恰當，惟律政司在庭上未能清楚解釋援引該內地書籍的理據，故本案毋須考慮律政司呈遞的內地書籍。

【案件編號：CACC 61/22】

明報記者

（港區國安法）